讲述：1977年考上大学 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

　　原标题：1977年考上大学，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什么都想学|讲述·与共和国共成长⑦

　　1977年12月11日，当我走进淮海中路沪光中学高考考点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有兴奋激动，有向往期盼，而更多的是失落与无奈——为了这一场迟到的考试，我足足等了将近12年！

　　我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六届高中生。1966年夏，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我和我的同学都摩拳擦掌做好了迎考的准备。我自己觉得中学基础蛮好，又一直喜欢数学，因此很早就确定了心仪的目标：第一志愿复旦数学系，第二志愿哈军工军事数学专业。

　　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政治风暴已悄然袭来。6月17日，离高考日期只有半个来月的一天下午，学校通知我们有要事立刻到校集中。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重要消息：废除高考制度，推迟半年招生，今后将采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大学生。有同学因卸下重担而欢呼跳跃，但更多的同学是失望、沮丧和对前途的迷茫。有谁能想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有谁会料到，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将从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早早地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

　　1968年8月，我被分配进工厂务工，做过滚筒拉丝、干过仓储搬运、当过门卫夜巡马路堆场，后来调到机修车间学习车工。但是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除了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以外，我总是“贼心不死”希望能有机会进大学深造。

　　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传达通知中第一条就是“自愿报名”。久盼的机会终于来了，我真感到有难以言状的激动，立刻向单位提出入学要求，并向上级招生部门写信，表达自己向往求学深造的强烈愿望，以及立志以知识才能报效祖国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写这封信却惹了祸，反而成了一桩“罪证”。没多久，上级公司一位“造反派领导”就把我叫去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说道：“你胆子倒是不小，不好好在厂里老老实实干活，居然写信申请上大学。大学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吗？像你这样的人，组织上绝对不会考虑让你上学的！”当时，我真的是感到求学无门，报国无门，心中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悲愤！

　　噩梦终于结束，我们党、我们国家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7年，恢复高考，我终于如愿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学习（当时名为长沙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1994年秋转业回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数学系工作。

　　曾有好几次学生问我：裘老师，你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与你们当年读书时的大学生有哪些不同？我对同学说：有一样，也有不一样。都是热血青年，都有家国情怀，都一样勤奋好学，都一样有自己既定的目标和美好的理想，这是80年代青年与当代青年的共同点。但是，七七级（还应该包括七八级）作为首批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确实有不同一般的鲜明特点：有饥饿感，有紧迫感，有使命感。

　　饥饿感，是因为我们中相当多的同学求学读书的愿望被压抑了许多年，现在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充分迸发。我们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学的多一点、深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课程内容多，习题作业多，考试检查多。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自修或者钻进图书馆找书看；实在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与同学一起讨论，或者抓住机会向老师请教，心中感叹：在大学里读书的感觉真是太好！

　　紧迫感，是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太久，有的5年，有的10年。因此，我们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30岁，年纪最小的才15岁，几乎相差一代。而且程度上参差不齐，有“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有“文革”中未能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学生；有已在中学任教的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有连英语单词也认得不多的同学。

　　但是，有一点想法大家是共同的：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记得，当时学校规定：晚上10点教学楼熄灯，10点半学生宿舍熄灯。但是许多同学都想多学一点，学得好一点，觉得时间太少不够用，因此对熄灯时间过早有意见。于是，我们几个“老大学生”作为学生代表与学校方面进行沟通。学校领导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答应对同学开放若干个自修教室直到晚上12点钟，学生宿舍也相应作了调整。

　　从这以后，每天晚上十点，总有一大帮晚自修的同学从普通教室出来，“转移阵地”到专属的自修教室继续看书学习直到午夜，这也成了当时每天必见的一道亮丽风景。

　　我还记得，当时系里给我们数学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数学分析就是由系主任孙本旺教授亲自授课的。孙先生是留美博士，在代数学方向上造诣相当深厚，曾任武汉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数学系系主任，后任湖南数学会理事长，在国内很有声望。

　　孙先生讲数分课内容娴熟、思路清晰，不过他有点美国派头，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往往在证明一个命理或问题时，证到一半突发奇想，说道：“我临时想到一个新的好方法，我们来试试”。有时新方法确实简洁可行而且相当好，使人脑洞大开，我们无不欢欣鼓舞；但也有时证到一半被“卡”，怎么改动也证不出结果来，这时孙先生会说：“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讨论吧，我讲下一个定理了”。课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常会不约而同来到操场，在沙地上围成一圈，用树枝当笔，讨论课内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家出思路，想办法，互相作补充，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有时居然让我们做出了最终结果，大家兴高采烈十分开心；更多时候是讨论了很长时间仍然得不出结论，只好暂时搁置。

　　不过，我们后来发现，孙先生讲课时灵光一现的奇思妙想，虽然对解决当天课内的问题可能不太管用，但是这一思路在解决其它课程中的问题时，却是十分有效管用。当年孙先生的美国式教学法，也许目前在高校并不能普遍适用，但是它对开拓学生思路，提升学生能力确实很有好处，这也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使命感，是因为有许多同学和我一样，为了能上大学而有过曲折的经历。我感恩改革开放的年代，感恩小平同志在1977年夏天一锤定音：“当年恢复高考”，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我也感恩学校的老师，他们用全身心投入教学，用他们对未来的热望，点燃起我们心中的梦想。

　　我特别记得系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吴克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绝对堪称顶尖，更难得的是吴老先生为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同学在学习上思想上有疑难有困惑，他总是耐心地点拨开导；同学在生活上偶而碰到困难和不便时，他又会热心地予以关心帮助。

　　我们寒暑假返校，有时列车会晚点很久，直到午夜11点以后才到长沙，但是吴老先生常会在学生宿舍门口等候，见有同学深夜晚归，就拖着我们去他家里（校内宿舍）吃早已准备好的夜宵“补一顿”，直到当天所有该到的同学都到了，吴老先生才会放心地离去。

　　七七级（还有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曾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但同时我们又是辛运的，因为历史的变革给了我们难得的机遇，学校又为我们成长成才创造了最好的条件，铺平了前行的道路，我们怎么会不拼命努力，怎么能不奋发上进？

　　当时在同学群中叫响着一个口号：知识改变命运，青春奉献祖国！这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理想和追求。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封闭的国门打开，我们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深切感受到再不急起直追就要被淘汰，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号召，更是激发了我们胸中的激情。我们从心里感到，这一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一定要有所担当！

　　40多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往事，更觉得这是一段难得的人生阅历。正是在大学阶段，我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年我所就读的国防科大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七七级同学中，现在已有三位成为部队军级干部，也涌现出多名全军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而更多的同学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和技术部门的领军人物，或者是某一专业方向的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尽管大家遍布在各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但都不忘初心，都在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正在为（或曾经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引领，如果没有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个人再有抱负再有才华，也是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发挥的。作者：裘兆泰

　　责任编辑：黄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