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嗣瀛院士：一生家国情满腔报国志

【追思】

“人生的最大价值，莫过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祖国与人类。为此我将努力到生命最后一刻。”10月4日，我国控制科学与系统科学领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张嗣瀛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在青岛逝世，享年95岁。

1925年6月5日，张嗣瀛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1949年10月到东北大学任教。“我对东北大学有极深的感情，不说奉献一辈子也差不多。”济南、洛阳、西安、宝鸡、绵阳，少年张嗣瀛的求学之路，与东北大学抗日流亡之路——沈阳、北平、西安、宝鸡、绵阳高度重合。

爱国青年张嗣瀛成长历经了中国社会两大转折期——十四年抗战和新中国诞生。少年时期，他拒绝学习日文，离家千里，追随母校苦读强识；初入大学，他积极投身“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为全国解放振臂高呼。亲眼看见日军的暴虐、国民政府的无能，张嗣瀛被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图发展的初心深深感染。“希望中国能真正强起来，看到祖国遭受侵略的年代，让我坚定了走自己路的勇气。”在张嗣瀛心中，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已成为人生航向。

朴素执着的张嗣瀛一直用朴实的行动诠释自己的家国情怀。1950年11月11日，26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张嗣瀛庄重地写道：“我认识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为实现这理想而奋斗是完全合理，完全正确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建设人才，张嗣瀛被派遣到国外留学。“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再接着做下去，再花上一年时间得出一些结果来，就可以做博士论文答辩了。”1959年夏天，国外导师十分赏识张嗣瀛，希望他延期一年或者更长的进修时间。“谢谢您的挽留。我不能延期，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要按期回国，我的祖国需要我。”对痴心学术的张嗣瀛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才是自己最迫切向往的方向。

“挤时间来搞科学研究，我们只有两年时间，非常珍贵的两年怎么也要当四年、五年来使才行。”张嗣瀛和同学们从不参加舞会、伏尔加河旅游，拼尽全力进行科研。差不多每个周末，张嗣瀛能做出一个成果，并先后发表在苏联科学院数学与力学学报（PMM）及国内《力学学报》《东北工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上，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威风凛凛地行进在受阅方队中。此时，年届六旬的张嗣瀛热泪盈眶激动无比。此前，张嗣瀛为了解决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关键问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项目研究的三年间，50多岁的张嗣瀛老师，每天骑行25公里到现场，一直风雨无阻，冬天下大雪也不曾间断。”张嗣瀛学生王景才回忆说，每次讲到这个项目老师脸上都洋溢出自豪与幸福，还总眉飞色舞地说“正式三千米打靶的时候，十发九中”。

微分对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理论研究的热点。经过最优控制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张嗣瀛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方向——微分对策问题的研究。改变科研方向难度极高，一般学者都不愿甚至不敢尝试。而张嗣瀛要研究的对策理论，国内研究零基础、国内文献零存储，更是难上加难。张嗣瀛偏不怕难。在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定性微分对策的极值性质，提出了定性极大值原理，使定量、定性两类问题统一在极值原理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形成了完整的新体系。

1985年，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的张嗣瀛，在北京主持筹办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建模、决策与对策（MDG）国际学术会议”，并任国家组织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国内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这次国际会议在国内控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会议结束后，在从北京回沈阳的火车上，张嗣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创办一本学术杂志。1986年，62岁的张嗣瀛主持创办自动化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控制与决策》，并亲自出任主编。1987年张嗣瀛出版《微分对策》一书，成为国内唯一一本关于微分对策理论的专着。当今世界最系统、最完备的大型学术性数学工具书《数学辞海》中收录的有关微分对策的30余个词条均出自《微分对策》一书。同年，张嗣瀛因其开展的“微分对策及定性极值原理的研究”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年，张嗣瀛因在控制科学与系统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说院士没什么不一样，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密切关注学术研究领域新动向的张嗣瀛，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复杂系统的研究。此时张嗣瀛已年届八十。

年少时，他徒步千里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正青春，他婉拒名师挽留执意回国；壮年时，他只争朝夕力求保持中国在国际控制领域的领跑姿态；老骥伏枥，他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倾注全部心血。“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我能做的东西我还接着做，探索一个新领域。”张嗣瀛曾这样说。

（本报记者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