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光明并存（我的回国创业之路）

　　黎晓新在为患者诊治

　　2008年黎晓新（左三）受邀参加世界眼科学术大会。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对黎晓新影响很深的一本书，从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起，她的心底就种下了一颗学医的种子。

　　“眼里无小事”。回国30多年来，黎晓新给患者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重获光明的希望。

　　“意料之外”的留学生涯

　　1973年，怀揣着做医生的憧憬，黎晓新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即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成绩优秀的她在毕业后留校并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工作。1982年，想要继续深造、自我提升的黎晓新参加了全国研究生考试，并考得优异成绩。那时，人生的另一次重要抉择摆在了她的面前。

　　在国家恢复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契机下，黎晓新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出国留学名额，但在当时，她却有自己的犹豫。“我不会说德语，也实在没有时间学德语，并且当时我的孩子只有3岁，从情感角度来说也不太想去。”黎晓新对本报记者说。

　　经不住学校的再三动员、黎晓新最终被“逼”出了国门，前往德国ESSEN大学眼科医院学习。到达德国，在接受了半年的语言培训后，她开始真正进入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学习，并在3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博士实验与论文工作。

　　“当时就像是上了虎背，骑虎难下。要努力想办法突破重重困难拿到学位，完成好出国的任务。”黎晓新说。

　　在鲁尔区学习和生活的日子里，德国人严谨得近乎“刻板”的特质给黎晓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对科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也深刻影响了她今后的工作作风。“我们学德语时，有句话叫作‘像铁轨一样直’，就是用来形容德国人的性格，‘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细腻又诚实。”

　　也是在留学期间，黎晓新将眼底病确定为主要研究和关注领域。在当时，国内并没有眼底病的治愈技术，领域内的空白亟须填补、刻不容缓。

　　筚路蓝缕的创业旅途

　　在黎晓新留学毕业前夕，时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的杜如昱到德国访问，专门前往ESSEN大学眼科医院见了她一面，盛情邀请黎晓新回国发展。

　　1986年，黎晓新回到北大人民医院，在眼科当时床位和大夫都只有个位数的条件下，与全科医护人员共同开启了一段艰辛而又意义非凡的创业历程。

　　科室在当时以会诊为主，黎晓新打定主意，要带领团队通过一流服务来获得病人的信任、同行的认可。与此同时，从着力培养1-2名专业技术过硬的好医生开始，逐步拓展人才培养方向、扩大人才培养方案。

　　黎晓新的博士生梁建宏就是其中之一。1998年，黎晓新将梁建宏送往德国学习眼科肿瘤，学成归来后，梁建宏很快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就这样一步一步，黎晓新带领整个科室，在眼底病、眼肌等多方面建立起人才库。

　　“病人手术涉及不同领域时，我们就团队作战，时常是几位专家合起来做一台手术，以此来保证手术的效果。”黎晓新说。

　　门诊、手术、科研、教学……还有处理行政事务和病人管理，这些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从回国到现在，最忙时黎晓新一天需要完成十多台手术。不少病人带着“最后的希望”找到她，希望能保留住光明、保留住“看得见”的期望。

　　“玻切女王”的执着坚守

　　30多年来，坚守在医疗、科研和教学一线的黎晓新，是中国眼科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开拓者之一。她将基础科研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手术治疗和视觉电生理等领域，其诊断与手术治疗水平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2年，黎晓新当选为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也是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女医生，而凭借精湛的眼科手术，她更是在国际上有“玻切女王”的美名。

　　黎晓新是国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和治疗的最早推动者，在刚开始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早在1992年，她就观察到不少前来就诊的患者是视网膜病变晚期的早产儿，直到2003年，患儿数量还在增加。“必须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关口前移”，黎晓新下定决心，推动预防工作，孩子的视力可以不受影响。

　　一年后，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黎晓新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早产儿治疗用氧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得益于她锲而不舍的努力，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筛查工作终于顺利开展了起来。

　　近年来，黎晓新致力于推动眼科学教育、培养年轻眼科人才，与国际眼科理事会共同推出了用于眼科医生自我评估的培训标准和评分体系，医生也能借此在实践过程中准确评估自己，更有目的性地练习。

　　在黎晓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患者所赠、写有“爱与光明并存”的匾，并非名家大作，但于她而言却弥足珍贵。每一双眼睛背后，都是一扇看得见光明的窗，这每一份盼望，都是她几十年来不曾停歇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