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文学要有宠辱不惊的生命态度

继《尘埃落定》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作家阿来又于2018年凭中篇小说《蘑菇圈》拿下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中国文坛，这样的“双冠王”并不多见。日前，阿来携长篇小说《云中记》现身南京先锋书店，和作家苏童、评论家何平一起，讨论灾难过后一个民族如何面对世界和自己。成长于四川藏区的崇山峻岭中，阿来一直在写藏区的文化和自然。专访中，听他聊笔下的灵性自然，很有趣。

新书《云中记》，重建精神故乡

阿来新书《云中记》的故事，源于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小说围绕云中村的祭师阿巴展开。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时，阿来正在成都的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第三天，他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去了灾区，前后呆了七八个月时间。“一下子探照灯就灭了，一片漆黑，因为那几天老是下雨，天空暗黑一片，很多人倒在地上就能睡着。”阿来醉心于音乐。“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面对死亡能发出莫扎特《安魂曲》这样的声音，它对死亡不是亵渎，而是一种尊重，有一点点赞美的态度、理性的态度。”

“5·12地震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让我觉得不可能不写，但我不想写成当时那些流行的灾难小说的写法。” “总是在等待那灵光乍现的时刻。这期间我还写了别的三四本书，包括《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等。”许多读者说，《云中记》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触及心灵之作。而对阿来来说，他在小说中努力去做的是一种精神重建。“之前因为见过那么多死亡，老在心里是个事儿。见过那么大面积的重建，重建不仅是桥梁道路，而是那些人破碎的生活的重建，破碎的信心的重建。甚至灾难还在陆续发生，因为地震后地质性稳定还需要几十年。”

小说的结尾很震撼，阿巴跟云中村“合二为一”。阿巴之前连祭师的仪式和舞蹈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上学来的。促使他从一个“半吊子”祭师向一个真正祭师转变的，最重要的还是地震对他的影响。地震让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哲学。阿来说，这个人物没有原型，就来源自己熟悉的文化现象。“他被摆在这个位置上不得不承担他的责任，也是一个职业精神的诉求。那时候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祭师，尤其是没有完全接受佛教信仰的。原始一点的文化里肯定要有人充当这样的角色。”

作家苏童认为，《云中记》是目前为止中国作家用文学这种方式去处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个灾难、这样的创伤记忆的典范作品。“我们为什么对《云中记》有一种血肉般的情感呼应和照应，其实因为我们内心也有一个云中村。我们不是灾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那个云中村是需要去唤回的。”

打破惯例，出任《攀登者》的编剧

即将于国庆档公映的电影《攀登者》，讲述1960年中国登山队成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三人完成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的故事。该片由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等主演，更为吸引人的是，它的编剧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着名作家阿来。

实际上，这是阿来首次打破不为影视作品担任编剧的惯例。拍这部电影之前也找过不少编剧，阿来说，自己的优势就在于“对山的感受”。阿来成长于四川藏区，对雪山素来有着特殊的天然情感。他喜欢登山，也崇尚登山英雄，他在拉萨体验登山英雄的幕后真实经历。几年前，他采访到1960年上过珠峰第二台阶的四位登山英雄。后来，他还采访了1975年及以后多次登上珠峰的西藏登山队队员。

之前不当编剧，源于阿来对于影视编剧的一点看法。“现在影视剧生产不太重视编剧，很多人发表意见，编剧只是把别人的意见变成现实。最后呈现的影视作品不行，是因为编剧没有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投资老板带想法，塞个女演员加点戏，导演、大牌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老是过早插入到剧本写作。”因此，这次担任编剧工作，阿来提出，“在我第一稿写完之前，任何人不要说一个字。如果我最后是一个实现你们想法的人，那你们自己来。他们同意了。”去年9月底，阿来写完了《攀登者》剧本。其实之前他也一直在写相关题材，关于一个探险家的故事，做了很多调查，写了一半至今还没写完。自己有个习惯，写完还会去这些地方再走一走还愿，表达对土地的谢意，但这次还没来得及。可能跟《云中记》气场强大有关，至今还没走出来。

在自然之中，修复和拯救心灵

阿来的文字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在他笔下，万物有灵。“朦胧灯光中，真的无风，园中池塘，有几声蛙鸣，香气再次猛然袭来……我笑，笑花香该是闻见的，却偏偏真的听见，脚步作了一个听的姿态，这些光影中盈动暗香的，轻盈、飘渺而来的是今年最早开放的桅子花。”阿来散见于刊物和博客上的《成都物候记》，文字清雅、醇厚，又不乏灵动，他自己所配发的摄影图片，清新隽永，无论是木本植物还是草本植物，紫荆、丁香、迎春、芙蓉、泡桐等等，都成为成都这座城市季节轮转和自然的风致。

《云中记》里，阿来书写了云中村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甚至是树林边缘阳光中消失的小鹿，竖起前肢四处张望的旱獭，矮脚人墓穴里的狐狸，年年归来的雨燕的泥巢以及停歇在房梁上猫头鹰的梦境等等。在即将消失的村庄中间，在阿来的描绘中，这样一种自然的生长，平静而又充满力量。“走到路边，随时随地会关注植物”，对于阿来的“自然观”，记者充满了好奇。“读中国诗歌和散文，里面就有自然存在。但很奇怪，我们的小说里只讲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势必往丑陋处发展。但像屈原，通过自然界的奇花异草，来获得美感。从人身上得到太多恶的感受，于是，从自然当中来对心灵进行修复和拯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宝贵的传统，把情感投射在自然植物上。”

有意思的是，记者问阿来养不养花，他连连摇头。“我爱的不是小田园，而是大自然。”阿来说，龚自珍写《病梅馆记》就批判了一种畸形审美，把健康的树木弄成奇形怪状的。鸟在天上飞，干嘛非要把它关在笼子里。我们生活在自然中，不要把他们搬到小花园中，自然生长就好。

阿来这样一个有着藏族身份、娴熟地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在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早已放弃了对语言的雕琢，更多进入一种自然的状态。阿来说，他可以自如切换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比如想还原一些场景，就要用藏语，当然主体肯定是用中文书写。

更多的还是一种美学追求。在他看来，今天我们文学有点“走偏”，慌慌张张的，讲故事生怕把读者带不进来。本来中文是建立在诗歌和抒情散文基础上，是非常优雅的文学表达方式，但今天我们把它处理成非常粗鄙。“我们要跟古典文学学习，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不光是处理叙事节奏的问题，还有宠辱不惊的生命态度。都着急，敢不敢慢一点？都说粗鄙的二流子话，偏不说！”阿来说，假定文学家有类似宗教信仰的话，这个信仰建立在对这个语言的信仰之上。

让我天天数钱，我也觉得没劲

今年，距离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发表已经整整21年。这本1998年出版的小说，两年后就拿下茅盾文学奖，阿来以41岁的年纪成了茅奖最年轻的得主，他还是第一位藏族获奖作家。荣誉之后，他调入四川省作协，后来又成为四川省作协主席。

其实《尘埃落定》在1994年写成之际也经历了十几次退稿。“有的人说你改一改就可以发表了，我说除了错别字，其它都不能改。坏东西改了可能变好，好东西改了就变坏。”阿来从未怀疑过自己，只是需要时间去找到一家真正重视这部作品的出版社。

得知获得茅奖时，当时阿来在南京参加书展，突然接到记者的电话，被问及感受，阿来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作家自己也是读者，也会读很多东西，只要不是过分自恋，客观地把作品放到已经有的小说中比较，是能判断出它的位置的。

回顾职业生涯，阿来做过七八个职业，从小学老师到科幻编辑，熟悉之后总会倦怠，只有写作不会：每换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说起来有些“任性”，“其实我每一个工作都干得很好，我觉得都是生命的阶段，要认真对待。但办杂志做文化，后来我厌倦了。杂志印出来卖钱，再把钱收回来，周而复始。现在大家为挣钱乐此不疲，但你让我天天数钱，我还是觉得没劲。”

成名之后，阿来一直不紧不慢地维持着创作的速度。他告诫自己，要安静地写作，不要考虑它会不会大卖。“自己写作时不会赶进度，基本上每天只写作两三个小时，大概三四千字，然后就开始阅读，每天阅读的时间3个小时以上。”

他只写那些自己感觉对的小说，有时候开头感觉不好，就直接放弃。“如果没有情感的迸发，就算关在房间关几个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阿来说，20年前的文学创作更纯粹，而现在的作家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但写作时商业考虑却多了起来。现在，他挺怀念20年前那种闭门“爬格子”的日子。

快问快答

张楠：《云中记》有可能做影视改编吗？

阿来：没有，目前还没有来谈的。但我对当下影视行业，其实没那么乐观。

张楠：当了十年《科幻世界》的主编，为何不写科幻类小说？

阿来：谁知道呢？我不知道。刘慈欣就是当时《科幻世界》出来的。但现在我不太关注科幻了，我的兴趣转移了，而且我离开那个职业了。对我来说这更多是一份职业，和爱好还是有区别的。

张楠：会给年轻人什么职业建议？

阿来：我们体验世界最真切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既然从事这个职业就要充分敬业。有的人说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也不辞职，只是不好好干，最后荒废的还是自己。

张楠：碎片化阅读时代，您如何阅读？

阿来：经常出差，就通过手机读大部头着作，比如《二十四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随身带，不太现实，但在手机上读就很方便，就像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馆。不读书的人总是会找到理由，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自己的问题。我在飞机上、火车上都在读书，有时飞机晚点，我就拿来读书，甚至我的一些作品都是在候机室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