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北大人，创造了教育行业三家千亿市值公司

【编者按】今年9月，中公教育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好未来、新东方之后，第三家千亿俱乐部的教育公司。至此，教育行业进入“三国鼎立”时代。俞敏洪、张邦鑫、李永新，从北大出发，十多年后，又在此相聚。三个北大人，三家千亿市值公司，成就了教育行业的一段佳话。

本文发于公号“信口说”，作者信口说；经亿欧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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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8日，占据教育公司市值龙头10年之久的新东方，首次被好未来超过。

进入2018年后，好未来继续拉大与新东方的市值差距，一度高达近百亿美元。“留学教父”俞敏洪，和北大师弟张邦鑫，开始被称为教育界的“绝代双骄”。

当无数的好事者，津津乐道于到底谁是教育行业的一哥，第三家千亿市值的教育公司，却已经悄悄逼近。

截至2019年9月27日，教育行业TOP 3的市值，折合人民币分别是1424亿、1196亿、1023亿，后两者的市值相差仅176亿，新东方即将被再次超越。

在他们的后面，第四名港股的中国东方教育，市值293亿人民币，300亿-1000亿之间，是惊人的空白。

教育行业“双巨头”时代悄然结束，“三国鼎立”正式到来。

而这个TOP 3公司的创始人，同样来自北大。

目录

1、燕园宿命

2、留学教父

3、成就未来

4、学优则仕

5、后记

1燕园宿命

1916年，秋，法国。

旅法三年的蔡元培接到一封北京的电报，电文来自民国教育总长范静生：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此时48岁的蔡元培，已经在教育界德高望重。

17岁取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为贡士，25岁任庶吉士，蔡元培在传统仕途的道路上平步青云，但他并没有成为保守的传统派，在动荡的年代，始终致力于思考和推动国家民族的出路。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26岁的蔡元培对“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所谓名士产生质疑，他开始把眼光投向全球，迫切地想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并开始学习英语。

他也希望帮助更多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此后陆续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组建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为了更深入理解中外差距，1908年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4年内如饥似渴修习了约40门课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摧枯拉朽般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3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第一任总统，并表示：

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国内风云变幻，远在德国的蔡元培感到社会变革的机会已经到来，他需要做些什么了，于是回到国内，旋即被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他强调要把大学和中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但新生的革命立即遭遇挫折，7月，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擅权专政，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同时组建了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提倡勤工俭学，希望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复辟帝制的闹剧终于结束，即开头电文所说的“国事渐平”。此后，黎元洪代表的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

再一次，蔡元培被邀请回国，主持教育大业。

但此时蔡元培要接手的北京大学，却是声名狼藉。

北京大学最早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但贵族子弟偏多，一向桀骜不驯，加之乱世之中的政治动荡和频繁的校长、教员更换，管理松散，学风混乱，学生成为了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顾客。时人眼中，北京大学不过是用来“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承认：

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的校长4年间换了4任，每一个雄心勃勃想改革的人，最后都失望而去。可以想象，此时的蔡元培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有多大，蔡元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

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蔡元培 “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信念，与他留德期间的经历颇有关系。17和18世纪，德国和欧洲也陷入了危机，但19世纪初，德国大学在“新人文主义修养理想”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了德国的持续进步，蔡元培希望仿造德国高等教育的经验来改造北京大学。

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

因为蔡元培和北大，1917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随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一，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网罗各类学术人才，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大家，囊括了政治上的守旧派和新文化的旗手，使得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其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为从根本上改变北京大学“老、腐”现状，必须彻底清除封建衙门作风，剔除官员，让真正懂教育的教授来管理学校，推动教育的发展。

其三，沟通文理，教学改革。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认为“文、理”同样重要，设立14个系，改年级制为学科制，并首次提出了男女同校的主张，使女子获得了走进学校进行学习的权利。

蔡元培和北大，开启了最辉煌的十年。

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整治北京大学成为知名学府，更在于其对中国教育的长久影响力。一批光耀民国的思想家得以学术自由，传道授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程。五四之后，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复兴中华的先驱，无数的学生走上了接力蔡先生的道路。

美国学者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

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百年匆匆，弹指一挥。

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依然感慨于蔡先生舍身救国的勇气，兼容百家的心胸，与传道授业的坚持。

2留学教父

1847年，春，纽约港，风平浪静。

19岁的容闳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来到纽约，同行的还有勃朗牧师和他的两个同学。这一天的纽约，又因为他们的到达，在历史上显得不那么平静。

3年后，容闳顺利考入耶鲁大学，成为就读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人。

1854年毕业后，容闳急切地想回到国内，在美国已经生活七年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他坚信只有让更多的青少年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才能拯救中国。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回国后，容闳辗转于太平天国和洋务派18年，最终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领120名10岁到15岁的幼童分四批到美国留学。

这120名留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不同行业的翘楚，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清政府外交大臣梁敦彦、外交部二品大臣后创办东亚银行的周寿成等。

五四运动，催发了第二次留学热潮，救亡图存的革命重新突起，大批有识之士为献身革命而出国探求新知。

此时，蔡元培组建的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在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的推动下，先后共有20批来自18个省的1700多名学生抵达法国学习。浩浩荡荡的留法队伍中，大批栋梁人才成长起来，轮番登上历史舞台。

1978年，冬，《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双重需求下，中美重启了隔绝近30年的交流，同年，52名留学生启程前往美国。邓小平明确表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

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81年，国务院同意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

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政策开始鼓励“要坚决大胆放开”，此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迅速增长。

在历史的大潮下，1988年，北京大学的俞敏洪也加入了留学大军。

但1989年政策变动，美国收紧了留学政策，加之成绩不够优秀，俞敏洪努力了三年最终未能成行，为了赚钱养家，他开始在校外兼职教外语。

俞敏洪私自校外授课的行为，让北京大学很是不满，进行了全校通报批评。1991年，俞敏洪被迫辞职，到一家名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办培训班，自主招生授课，上交15%的管理费。他的目标是挣一笔学费，赶紧摆脱生活的窘境。

1992年，邓小平南巡，打消了全国的思想疑虑，重申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重要性。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随后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12字方针。

日益增长的留学热，同时激发了对英语学习的需求，其中托福和GRE是最热门的考试。自从美国1981年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参考的人数直线上升。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考试为285人，1985年即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

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民办教育的合法身份。

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眼看着英语培训班越来越火，俞敏洪隐约觉察到了出国留学的机遇，他渐渐放弃了自己出国留学的想法，萌生了办班帮助更多大学生出国的念头。

1993年，俞敏洪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11月16日，拿到了办学许可，正式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之路。

九十年代日益高涨的留学大军，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求新知、寻良方、谋发展，每一次留学潮都带动了中国长足的进步。

出身北大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作为三驾马车，也带领着新东方，驶入了时代的洪流。

俞敏洪，无意中成为了新世纪的容闳。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留学教父”一时风光无限。

三次高考不缀而进入北京大学，三年留学申请不得而创立新东方，俞敏洪的人生因教育大起大落。

作为第一代教育创业人，其成就不止是创立了新东方，更是作为中国民办教育教父级别的人物，为后来者指引了一条道路，也吸引了更多的北大人，加入了教育创业的道路。

同时，新东方给教育行业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激发了资本投资教育的信心。眼光敏锐的国际资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新东方，更多的教育机构获得融资，教育行业开始蓬勃发展。

3成就未来

1977年，十年动乱结束。

邓小平立刻恢复了高考，当年全国报考人数570万，最终录取27万。

但直到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5%，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庞大的未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静，国内的形势却已经风起云涌。

长江、松花江同时爆发多年未遇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29个省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受灾人口2.23亿，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

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3年间国有企业数量从11.38万家锐减到6.5万家，但同时国有企业亏损达到了47.4%——一半的国企都在亏损，前一年全国工人下岗2115万。

11月，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他指出高校扩招的5点理由：

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企改革带来的大量下岗工人如果进入就业市场与年轻人竞争会出现恶性局面。

国家提出经济增长8%的目标，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

高校有能力接纳扩招的学生，当时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

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振兴。

建议很快被有关部门采纳，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的高校扩招从此进入正轨，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幕。

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正式启动，当年全国高考招生人数160万，比上一年增加52万人，同比增加48%，录取率提升到55.6%。随后高校扩招的力度持续加大，1999-2003的五年间，全国高考招生1351万人，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

高考一直是普通人出人头地最有效的途径，而现在，这扇大门正向更多的人打开。

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在以分数定胜负的机制下，好学生都想进入好学校，好学校也希望招收好学生，于是，催生了各种帮助升学的培训机构。

在政策演变和市场博弈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都认清了形势，培训机构针对小升初的“家长会”以及他们身边的无数前车之鉴都证明：

想要考上好大学，就要进入重点高中，想要进入重点高中，首先要进入重点初中，高考升学的压力一级级传导到小升初。最简单粗暴也最公平的升学方式，就是让孩子在各类竞赛中拿名次，而数学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

此时北京大学的张邦鑫正在做家教挣生活费，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机会。

当时北京最大的奥赛是“迎春杯”，张邦鑫就做了一个相应的产品，打着“迎春杯”比赛复习班的旗号，把历年的考试题目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训练。还特地花了1500元，在《北京晚报》上打了一块很小的广告，结果出乎意料地吸引来了100个学生，一下子就收了15万的学费。

初尝甜头后，张邦鑫更加确定了奥数的培训方向。他动起了奥赛代理权的主意，经过几番软磨硬泡，最后拿到了清华“同方杯”奥赛的代理权，凭借清华“同方杯”的背书，学而思开始在北京的奥数届逐渐站稳脚跟。

由于学而思专注单一学科，与其他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学奥数，到学而思”的宣传口号也开始深入人心，快速地树立起了品牌。同时，小升初的压力和奥数的刚需，也极大地有助于学而思的招生，在那个“黄金年代”，学而思迅速壮大。

在学而思业务疯狂增长的时候，广东卫视《社会纵横》节目组曾专门制作了一期针对学而思的节目，讨论学而思的办学方式是否有问题，节目中有一位曾强烈抨击补习班的家长，后来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学而思，她说：

你真的不能否认，孩子在这里确实得到了成长和提高，学而思教的内容里，有解题套路、方法、思维、题海战术。考试中70%基础的部分，学校可以教，另外30%需要拉分的地方，还是需要去培训机构学习一下。

在学而思成立后的十年，全国每年近千万的高考人数，向下延伸到高中、初中、小学，整个K12在校生超过2亿人，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学而思的急速增长。

创立仅7年后，学而思成功登陆纽交所，市值13亿美元，又用了一个7年，市值增长到127亿美元，超越新东方。

与新东方的留学生意不同，学而思聚焦的是升学。

在新东方快速崛起的90年代，改革开放初始，国力积弱已久，正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和理念的时候，留学大行其道。而到了学而思成立的20世纪初，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经济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内，通过高考改变人生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留学高昂的学费，注定了只能是少数中上层家庭才能负担得起，从1978年到2018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585万人，而K12在校生一年就有2亿人，每年各级升学人数超过4000万人。

青出于蓝，作为俞敏洪师弟的张邦鑫，进入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教育市场，也将影响更多人的命运。

 “学习改变命运，思考成就未来”，学而思不仅成就了众多学生的未来，也成就了张邦鑫的好未来。

4学优则仕

1994年，8月的一天。

北京市法院、检察院系统联手宣布，首次面向社会招考400名书记员。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很多人不敢相信，没有关系，没有推荐，光凭考试就能“端上铁饭碗，吃上皇粮？”不光是老百姓，一些国家机关也对这种制度存在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而这，只是国家推动公务员考试中的一幕。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1994年8月，人事部组织了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人事部等30余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考，以此来推动全国的公务员考试。当年，全国4400人报考了公务员考试，最终约490人被录取，走上了仕途。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的这句话，概况了两千年来中国广大学子热衷于从治学到从政的路径。

真正的“国考热”在2003年开启，当年的报名人数从2002年的6万余人增至12万余人，增幅超过100%，那一年，正是高校扩招后首批毕业生的就业之年，160万毕业生的自主择业中，相当一部分把目光投向了公务员。

也是在这一年，另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李永新，正式成立了中公教育，准备专注于公务员考试培训。

李永新的创业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1999年毕业后，他先后做过很多项目，翻译、计算机、中小学辅导、奥数等，中间还经历投资方撤资，公司无疾而终。最终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公务员考试行业。

2001年左右，很多学生找到李永新的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书记，想请教关于公务员考试，但导师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于是推荐正在教育行业创业的李永新。李永新就开始给那几个学生辅导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结果都考过了，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创业的方向。

2005年，中公教育开始了全国化的尝试。李永新通过代理的方式，与30余家地方性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同行业中率先完成了全国市场布局。

2008年，金融危机后，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骤增。2009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0万，此后一路上涨，到2014年国考报名人数达152万人。这五年，也是中公教育奠定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时间。

相比北大同门师兄弟的新东方和学而思，中公教育的业务具备一项天生的优势：公务员考试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极强，极适合做整合和扩张。

但在全国标准化的推行中，李永新越来越意识到代理模式的缺陷，代理商无法实现中公对学员的承诺。2010年，李永新开始转型做直营。

直营化和标准化完成后，中公开始了迅速的产能扩张、规模扩张，2009年公司人数不到1000人，到2015年员工已经有10000人，全国直营中心470余家，收入更是突破20亿元，一举确立了公务员考试领域的压倒性领先地位。

依托全国直营分部和旗舰学习中心，6000余名专职教师，中公进一步拓展了全品类的职业资格培训，2018年实现收入62亿，净利润11.5亿，2019年2月成功借壳上市。

9月，中公教育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继好未来、新东方之后，第三家千亿俱乐部的教育公司。

俞敏洪、张邦鑫、李永新，从北大出发，十多年后，又在此相聚。

至此，教育行业进入“三国鼎立”时代。

三个北大人，三家千亿市值公司，成就了教育行业的一段佳话。

在他们的后面，还看不到对手。

5后记

为什么是三个北大人，各自成就了三家千亿市值的教育公司，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俞敏洪、张邦鑫、李永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生农村，父母是农民或者工人，穷苦的经历伴随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但改革开放和教育给了他们改变人生的机会。北京大学的求学时光，又让他们兼具家国情怀，最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用教育改变更多人命运的道路。

在高考的千军万马胜出，进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获益者，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好家教、做好教育的基础。同时，迫于生计压力，他们都在北京大学期间选择了做家教，作为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本身就是一种背书，让他们在家教市场中容易获得高溢价。

和他们一样做家教的同学不在少数，但很多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在赚到钱后就不做了，做家教、办培训，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大多数人有更高的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出国留学，亦或进入知名国企外企民企。

而他们，从泥土中来，朝着太阳生长。

他们有理想，他们有情怀，他们也有现实的物质需求，他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张邦鑫曾说：

我这人又愿意教学生，又不能完全做公益，最后就做了个教育企业。第一不伟大，第二不无私，第三还有贪念。

但这不妨碍他们为教育所做的贡献。

俞敏洪，在90年代的留学大潮中，将一群群学生送入国外深造。

张邦鑫，在20世纪初的高考改革中，帮助千万学生实现了升学的人生转折。

李永新，在20世纪的国考热中，辅导更多人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后来，当他们的事业稍有成功，便开始反哺北大。李永新3次累计给北大捐款1.6亿，俞敏洪也捐了5000万元。

未来，巨头是新东方、好未来，亦或是中公教育，又有何妨？因为终究都是北大人的，他们都在传承北大精神，通过教育改变中国。

1919年，北大人领导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49年，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2019年，北大人用三家千亿市值的教育公司，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恍惚百年。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点燃了一颗火种。

今天，我们站在未名湖畔，透过历史的长廊，依稀看到那熊熊燃起的火焰，和一代代北大人不屈的身影，家国情怀、济世扶民，形成了燕园无法割舍的牵挂。

北大的精神，依然光亮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