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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教育惩戒权不能泛泛而谈，一边是概念化的惩戒教育，一边是笼统的不能体罚和变相体罚，老师处于两难之中不知如何处理的现状，宜尽早终结。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向两会提出修改《教师法》的议案，《教师法》要明确写清楚教师具有教育惩戒权。他认为，教育惩戒权属于公权范围。教育惩戒权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含体罚、打骂、辱骂，对其理解要准确。

给教师惩戒权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在现实中，对于教育惩戒权如何具体操作实施、尺度如何把握，这些具体环节仍存在模糊和争议之处。在很多师生冲突中，教师认为那是合理惩戒，家长和舆论却认为是体罚。在此语境下，惩戒教育往往会演变为师生个人恩怨。

因此，我认同周洪宇代表说的“教育惩戒权属于公权范围”，将惩戒教育学生归于公共事务，也确有必要。

而将教育惩戒权归于公权，就应有明确的适用范围、调查处理程序、监督机制。

首先，要对惩戒教育进行明确的制度规定。明确学生的哪些不良或违规行为，可以受到怎样的惩戒。其次要根据规定，调查学生的不良行为、违规行为，举行听证会，根据调查结果对学生进行惩戒。再次，对学生进行惩戒教育时，要公开透明，接受师生、家长监督。

具体而言，对于发生在校园中的学生违反校规行为，应由学校的学生事务中心对其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惩戒，而不是直接由发现违规行为的教师、班主任进行惩戒。由学生事务中心进行调查处理，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规则教育。这就如抓到小偷之后，不能殴打小偷，对小偷施以“私刑”，而必须交给警方进行处理。

去年，教育部、公安部等11个部门联合制定并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方案提到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这就是把对学生违规行为的调查、处理，纳入法制轨道。

这里面，还应对学生的违规行为性质加以区分：若是涉及违法，那就可由学校直接报警，由警方介入调查、依法处理；在警方处理之后，再由学校按校规进行处罚……总之，就是教育的归教育、行政的归行政、法律的归法律。

若是发生在课堂上的学生违反秩序行为，则应赋予教师直接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利，而不是任由学生破坏教学秩序。至于具体惩戒教育方式，也需要明确细化：如在课堂上高声喧哗，出现第一次，教师可以口头警告；出现第二次，教师可以叫学生站起来；出现第三次，教师则可以将学生请出课堂。在制定课堂惩戒教育规则时，不妨公开征集家长、学生等多方意见，得到其认可。

总之，落实教育惩戒权不能泛泛而谈。一边是概念化的惩戒教育，一边是笼统的不能体罚、变相体罚，老师处于两难之中不知如何处理的现状，也宜尽早终结。鉴于此，在“两会”代表委员呼吁之外，也需要相关部门立足我国教育实际，推进相关方案的建立、细化和实施，在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的需求中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