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洲
现在的乡村“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房屋闲置了，甚至宅基地有的都荒废了，而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且需要作为消费者的人口进入，这两点是盘活农村主要生产要素的基础条件。很多人包括某些“三农”学者专家可能正是基于此，主张应该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
国家对此当然是禁止的，9月16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明确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那为什么要禁止呢？乡村明明是需要这种事情的，难道看着房屋与宅基地荒废吗？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旦开了“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口子，不仅我们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根基就被动摇了，而且会冲毁最基础的公平公正，为不久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效率与之比起来，显然是次要的。这一点跟耕地只能流转而不能买卖是一样的，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不能动摇，农民享有的耕地承包权不能改变，流转的是经营权，这样做效率肯定不是最大化的，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
新中国是一个新的政权体系，从一开始，她的合法性与支撑基础都在于“土地革命”，尽管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一样，但是，“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绝大多数人口的土地需求却是一样的，土地主要是耕地与宅基地，它们是农民吃穿住用行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至少户口上是，但是，国家给农民提供不了城里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机会，农民的生存、就业与“社会保障”或吃穿住用行只能靠土地，第一，这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不能从单纯的效率去评价它；第二，社会保障品是不能市场交易与私有化的。截止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不管是在何种体制下，农民的生存、就业与“社会保障”一方面靠自己在土地上的劳作；另一方面靠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而，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成为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甚至在城市里居住与生活，乡村人口数量锐减，但是，不仅他们的根还在村子里，而且生存依然需要土地兜底，在短时间内，国家还是给农民建立不了城里人那样高水平且齐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有一天百分之八九的农民都离开农村，在城市里有了工作与房子，国家也给他们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不再有兜底的作用，那是不是就可以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了呢？依然不能！
首先，要看一看谁会去乡村买房建房？韩俊部长讲得很清楚，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能够到乡下买房建房，且有这种需要的，无疑都是城市里的有钱人，包括高级退休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名人、大老板甚至中产阶级，他们不仅享受着较高的福利待遇，而且在城里有房产甚至资产。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城市中下层，包括进城打工，刚稳定下来的农民，能不负债，不失业，不降薪，活下去，就算不错了。所以，一旦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一定会激发出一场严重的社会分化。
其次，面对各种社会风险与变故，只有保证大多数人在农村还有家有地，才能发挥乡村或“三农”稳定器、压舱石、蓄水池的作用，进而，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乡村的空间与机制相对城市是有优势的，虽然经济与技术条件差一点，但是缓冲空间大，农民生活能自给自足，不依赖市场物流，防御疫情与隔离人员的成本都比城市小，那如果出现战争与经济危机呢？
最后，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大形式，如果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那一定会突破与改变集体所有制，他们不是集体的成员，同时，由此形成的资产一定需要到市场上交易，时间久了一定会冲垮集体所有制。除非未来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变成国家所有。
其实，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耕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承包权；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资格权与房屋所有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定，而且是深厚的传统因素使然，自古以来，乡村的土地就有着乡村的社区边界，即便有交易，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村内，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外人迁入，实际上是加入了社区，成为了村庄的一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